董振堂（1895——1937）

1937年1月20日，甘肃高台满城硝烟烈火，处处枪鸣炮震，已经与敌人拼杀8天的红五军，大部伤亡，剩余红军仍在拼死战斗。下午，军长董振堂腿中枪弹跌下城墙，敌人蜂拥而至。他单腿跪地，双手射击，直到剩下最后一颗子弹……

他曾被敌人悬赏擒毙

1931年，董振堂组织领导17000名爱国官兵，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在担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军团长期间，率部参加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保卫中央苏区的六大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之后又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了长征，作为中央红军的“铁流后卫”，英勇阻击追敌，一次次重创敌军，保障了中央红军的后方安全。

这对于国民党来说，董振堂这位“叛军之将”便成为蒋介石的切齿之恨，擒获击毙董振堂也便成为蒋介石的梦寐之想。于是，1935年2月15日，正当董振堂护卫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蒋介石电令各部，“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①

这不是艺术虚构，也不是影视剧中的台词，而是一份有据可查、确真无疑的来自敌军的电文史料。同一电文显示，擒毙董振堂的悬赏金额仅次于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的“十万元”“八万元”，而高于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的“五万元”“三万元”。

这份电文不仅显露了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要务，也见证了董振堂后卫作战的英勇顽强和他对共产党红军的耿耿忠心。

1936年10月，改任红五军军长的董振堂率部走完历时两年的长征路之后，没有向陕甘苏区开进，而是西渡黄河，被编入红军西路军，向甘肃走廊挺进，执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任务。11月下旬董振堂率部进驻山丹，接替红30军防务。在山丹，董振堂率部击退敌人多次围城进攻和敌骑袭击，沉重打击了敌人，固守山丹一月有余，这又使董振堂成了国民党军的心腹之患。于是，1936年12月8日，就在董振堂出任中革军委委员的第二天，敌西北“剿共”军第1路总指挥朱绍良转发蒋介石电令：“凡我军民擒获伪军长程世才、董振堂、孙玉清来献者”“各赏洋十万元”。②

国民党两份重金悬赏电令，都没有动摇董振堂坚决革命的意志，他没有丝毫的畏惧怯懦，反而更加坚定了杀敌西进的决心。12月25日红五军撤离山丹，由后卫改为前锋，冲杀在西路军的最前端，相继攻占了临泽、高台。在高台，从1937年1月12日起，董振堂遭到敌马步芳、马步青部两万多重兵围城强攻，陷入孤立无援、寡不敌众的危急困境。

宁死不屈的榜样

正像《国际歌》唱的那样，这是最后的斗争，这是高台血战的最后时刻！从四面包围过来的敌人，一步步向董振堂逼近，这显然是要“擒获”董振堂，只要“擒获”得手，他们就可以向南京邀功请赏，就可以得到“十万元”赏洋。

自从西路军进入甘肃以来，敌我双方已经多次激烈交战，马家军凶狠残暴，个个杀红了眼，就连被俘的红军也惨遭杀害，而且已经杀害了成百上千。在你死我活的血战中，在这死无生路的绝境里，在这生生死死的刹那间，董振堂如果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敌人，他拼光了子弹必定被俘，而被俘也终将遭敌杀害。当前的危难战局告诉他，被俘被杀是死，开枪自绝也是一死，无论是怎样的死，都应死得刚强，死得壮烈，死得铁骨铮铮，死得无怨无悔，都是为坚守共产主义崇高信仰流尽一腔热血的凛然大义。既然已经毫无生的希望，何不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董振堂对准自己胸膛，扣动了扳机……

这最后一颗子弹，射出了英雄的坚强和不屈；这最后一声枪响，奏出了忠贞悲壮的永世长歌！

董振堂的献身给红军做出了榜样，树立了宁肯自杀也不能被俘的铁血形象。西路军幸存者、时任西路军总部电台台长、建国后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宋侃夫生前回忆说：“当敌人冲上来要俘获董振堂同志时，他开枪自杀了。董振堂同志的牺牲对我们都是极好的教育，每个人的手枪中都留下两颗子弹，做好牺牲的准备。”③

正像宋侃夫说的那样，董振堂的榜样给红军鼓足了宁死不屈无所畏惧的胆魄和力量。在祁连山的激烈战斗中，西路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身中数弹，跌下马来，追击的敌人立刻朝他冲过去。在这生死关头，郑义斋别无选择，朝自己开了最后的一枪，但这一枪未能致命，又命令警卫员曾少章补上一枪。这时敌人已经冲到眼前，曾少章只好强忍心痛向自己的首长开了枪，随后自己也开枪自杀倒在郑义斋身边，二人一同壮烈牺牲。

悲哉！壮哉！董振堂、郑义斋、曾少章，英勇的红军将士！

战地英雄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固然死的英勇壮烈，而绝无生路的自戕，岂不也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玉碎，尽管令人百般痛惜，可那碎玉，仍然可以显见它那纯洁、坚贞的本质，仍然闪射永世不尽的光辉。董振堂牺牲了，红五军失败了，西路军也失败了，但是人们把这失败揭开，看到的却是红军的英雄本色。

假如他去苏联留学

早在1935年12月，当董振堂还在长征路上——准确地说，还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驻守四川丹巴的时候，已经走完长征路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就称赞董振堂说：“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④这是毛泽东首次对董振堂的最高评价。董振堂为共产党为红军革命的坚决，来自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坚定不移，来自他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最初选择的决心和为之英勇奋斗的忠诚。如果在高台没有殉难，他的奋斗足迹会延伸到哪里？ 

红军总司令朱德，伯乐识马、慧眼明珠。经过对董振堂长期斗争的考验，他看准了董振堂的潜能和前途，对董振堂非常信任和器重。1936年11月12日，朱德在发给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电报中称：“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将来有机会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⑤这是朱德对徐向前、陈昌浩两封来电的回电，从电文“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一句来看，徐向前和陈昌浩极有可能曾向朱德请示过董振堂的职务调动意向，只因笔者尚未找到徐、陈的两封电报，所以至于怎样调动，不宜妄自臆断，但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是“将来有机会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这句电文，“远方”是什么意思？从红军高级首长的多封电文中可以明确得知，“远方”即指苏联。由此看来，当董振堂率部还在西进苦战途中，朱德就已经有了派送董振堂到苏联学习深造的计划。这个计划不论董振堂是否已经知晓，这对于他来说毕竟是个梦寐以求的难得机会。自从董振堂在北伐战争期间结识了刘伯坚，他对这位留学苏联、思想革命、治军有方的共产党员便无限崇拜无限信任，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崇拜和信任，中革军委才委派有留苏经历的朱瑞、肖劲光、李卓然先后出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委派刘伯坚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就连红五军团的军、师级政治委员也由留苏干部担任。由此来说，没有留苏经历，就成为董振堂的莫大遗憾；而留苏学习，当然也就成为董振堂的追求与梦想。那么，如果董振堂苏联留学归来，又会有怎样的进步和贡献？

如今，常常有人这样猜想，如果董振堂活到建国，他一定会是元帅军衔。从董振堂在红军时期的军职级别来看，他成为元帅并不是没有可能。十大元帅中，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都有留苏经历；陈毅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林彪、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彭德怀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假设董振堂也能去苏联留学，他的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觉悟和军事指挥作战能力，一定会显著提高，一定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肩负指挥作战重任，做出更大的新的贡献，再加上保定军校和苏联留学的双重高等学历，这些都可以成为取得元帅军衔的重要条件。

如果也好，假设也罢，这都是极不现实的假想；而这种假想，却又真实反映了人们对董振堂永生不灭的强烈愿望。然而，西路军艰苦血战的历史已经凝固，董振堂也早早地离开了我们，只要他深深珍藏在人们心里，他就是一团永生不灭的红色火焰。

《救国时报》沉痛悼念

董振堂战地殉难是红军的重大损失。他不惧生死战斗到底的革命精神，成为红军为苏维埃的胜利而拼搏奋斗的力量。董振堂牺牲后，最早在国内和国际广大范围传播董振堂牺牲噩耗和颂扬董振堂精神的，是《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于1935至1938年间，在莫斯科编辑、在巴黎印刷，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和国外四十多个国家地区公开发行的抗日报纸，每期发行2万多份，各地读者争相传阅，为在全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董振堂牺牲三个月之后，1937年4月25日第96期《救国时报》，占用大版篇幅发表了联合署名文章《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这篇悼文，3300字，语言沉重，感情激越，在如泣如诉的悲痛之中催生了令人振奋的力量。文章首次使用“董振堂将军”的称谓，沉痛追念董振堂宁都起义、保卫苏区、率部长征、西征苦战的不朽功勋，赞扬“董振堂同志是我党最忠诚最坚定的干部，是红军最勇敢最沉着的领导者之一，是抗日救国最坚决最彻底的民族英雄之一”；文章还写到：“他一生的革命事业，值得我们沉痛地回忆，来教育我们自己，教育全党党员，教育红军战士，教育全国人民”；作者似乎擦干满眼酸泪，向董振堂表示：“我们将更加忠诚和坚定地继承你的事业，完成你未竟之志”；⑥文章同时还揭露了敌马步芳、马步青破坏抗日残害红军的罪行。

更值得人们高度关注的，还有文章的作者。作者共8人，他们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署名先后是：王明，即陈绍禹，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方林，即邓发，曾任中央保卫局局长，亦即董振堂掩护妇女生产的女红军陈慧清的爱人；徐傑，即陈谭秋；王荣，即吴玉章；周和生，即高自立，曾任红五军团第15军政治委员；唐古，即曾山；李明，即李立三。这8位作者，虽然其中有人在这之后政治态度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们当时都是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或党的高级甚至领袖级干部。这8位不同寻常的作者撰写的悼文，一经发表，犹如掀起巨浪的风暴，为中国共产党发出悼念董振堂、宣扬董振堂、学习董振堂的呼唤，号召国内国际一切爱国同胞，保卫中华，团结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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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

②  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

③  见《百年潮》2010年第06期  《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三）》。

④  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⑤  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

⑥  以上三处引文均见《救国时报•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

作者简介：

宋增贵，新河县人，现年70岁。河北省戏剧家协会、河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新河县文化馆原馆长，现任新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搜集董振堂史料、研究董振堂事迹40年。在河北省期刊《党史博采》发表《董振堂将军对红军的重大贡献》《红军第五军团改称第五军时间考略》《关于“英雄战死错路上”之“错”的辨析》《董振堂是否参加会理会议的考证》等研究考证论文，方志出版社出版研究董振堂专著《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设计编纂《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布展大纲》和《董振堂故居布展大纲》。